第40节

    至少要比上次看得清楚。李白又这么琢磨。那副嗓子……这几年和自己一样，抽烟抽得有点凶啊，但杨剪讲课很从容，很温柔。

    风扇在呼啦啦地转，有些吵闹，空气是很包容的，甚至匀了一点给门外的他。

    居然戴眼镜了，细框，细腿，不像好人。李白小小地提了口气，是运动时就摘下来吗？那只受伤的左眼，它到底怎么了，自己还没见过它拆下纱布后的样子。

    体育课的学生们解散开来，有的跳绳，有的拍篮球，就是李白在成都买的那两个，但更多的在他身边三三两两地站着，看着他，有大声有小声地说话。

    应该是彝语，李白半句都听不懂。

    我该走了？他默默想。

    我可以继续寄东西，短时间内我不会再去那种邮件都不方便寄的地方打工了。每一件都写上，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。虽然小孩全都很讨厌但杨剪好像把他们看得很重要……更讨厌了，不能讨厌。他下决心。

    我好像已经影响了两个班上课……我真的该走了。他想了好几遍。

    然而杨剪却在此时折断一根粉笔，捏着那半截回身板书，目光一掠，擦过李白的脸。

    “以水为例。”他的话和他的双眼一样，有短暂的停顿。

    而在窄窄门缝里，四目相对的一刹那，李白忽然意识到，原先自己以为的已经沉到最底，都是假的，土地化成水，空气也化成水，它们变得不包容也不排斥，独独他还站在这里，一身的伤和狼狈，一副脆弱的肺，随他待在和方才一样的位置，可此时杨剪只需动一动眼睫，如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扇动翅膀，就足以让他向地心沉沦。

    第49章 异地恋

    这条路上的隧道怎么会这么多啊？李白坐在西昌与北京之间的硬座上，抱紧他瘪瘪的双肩旅行包，这样想着。

    还没见到几秒阳光，火车就又钻进一段崭新的黑暗之中，那种黑是绝对的，纯粹的，在他东去的路上排布得如此密集。事实上他已经在这方向上往返过许多次，但每次都会盯着那浓郁得令人茫然的黑色，琢磨一样的问题。

    哦，是因为山多，人要钻山。李白想明白了。

    可是人为什么要钻山呢？很难想象这条铁路修通过程中的艰辛。非要与天斗，与地斗，把这漫无边际的山山水水用头发丝儿似的小破轨道穿起来，人类到底有多狂妄自大啊？

    也不是这样吧，他又想，看着玻璃中自己模糊的脸。也不是为了征服。只是因为人不得不在各地间往返，他们寻找想要的东西，见想见的人。

    那他找到了，为什么又走了。

    这个问题李白不再能够自问自答。那时他看着杨剪，杨剪也看着他，没过几秒就双双挪开视线，谁也不比谁晚，简直巧极了。这个对视也没造成任何变化，他还是站着，静静的，杨剪的侧脸换成另一面，也依然是侧脸。

    那么，沉沦，是沉到哪里去了。地心和暴晒相比，要热很多吧。

    李白现在闭上眼也能完整地回忆起当时。杨剪的语速比平常讲话要慢很多，偶尔笑笑的，说到某些词，还要板书出来，再用指节敲一敲黑板。他和学生们讲单位代换，讲水面和水下的压强差，讲把空心球按进水里时那股顶它的力气是从哪儿来的……他用右手比着半径，用左手画圆，总会有转身总会有短暂的一掠，他却没有再往门口看上一眼

    他好像……觉得够了。李白是这样想的。

    那你呢？李白问自己。

    之后李白就走了，他相信，自己应该没在门口路障一样呆傻地杵几分钟。时间过去了，沉而缓，太阳还是很晒，学校西边生产队门口那群瘦骨嶙峋的狗也还是在他路过时一跃而起，精神抖擞地把他往江边撵。这回李白倒是保持了淡定，没再一跟头摔上路边那个小崖坡，他俯冲到江滩，还没来得及停步站稳就弯腰抓起一把碎石，朝那些狂吠着冲来的家伙丢去，一砸一个准。

    大狗们被砸了几轮，终于走了，时不时回头龇牙咧嘴叫上几声，接着继续跑远。

    李白的石子追着它们直到碰不到。

    定定地站了几分钟，李白喘匀气儿，又往江滩深处走了几步。这段河道不险，岸也平缓，他蹲下去，可以摸到漫溢的江水。非常冰，好像刚熔化的雪。他洗干净手上的灰尘、膝上的伤口，也洗了洗脖子上的汗，在碎石地上盘腿坐下，把烟灰掸在牛仔裤的褶皱里。他一直坐到天色渐晚。下游不远处的沙洲后，两扇屏障似的山影间，一颗红日圆圆整整，哐当坠下。

    如果我有一条船，我要顺着这条江漂到大海，山穷水尽，如果我有支鱼竿……我要钓上一条龙，剥它的鳞。李白在起身的刹那想了这么多。可是快要来不及了，做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他爬上崖坡在山路上狂奔，单手揣在包里捏着他的防身刀，正朝向月亮爬升的方向。

    八点钟前，他必须赶到班车停靠的站点。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

    李白又在县城待了两天，每天都去最热闹的地方晃悠，从早到晚。他把自己洗得很干净，过长的刘海都用小卡子别了起来，可没有人迎面看见他这张格外清晰的脸就叫住他，也没有人拍拍他的肩膀，等他回头，和他说“还真是你”。

    不敢找出目的的等待无疑是一种对时间的浪费，同时李白更害怕的是，再在这里待下去就会永远走不了。无论是不甘，还是不舍，都是尖牙利齿的恶犬，会卡住他的脚踝，让他丧失离开的能力。第三天时，李白买到当天晚上的火车票，上大巴前往西昌前，他把从片场带出来的杂七杂八都扔掉了，那个轮子摇摇欲坠的箱子也是，只剩一只能够随身携带的旅行包。

    在车站旁边吃了一碗羊rou粉，登上火车时他什么都没想，只是觉得，家里地板上积的灰尘应该已经厚到能踩出鞋印的地步了。

    事实证明，他的预测没错，那间地下室裸露在外的不到两平米大的地板，已经脏得像是长了层绒毛。门关着，通风扇也没开，灰尘是怎么飘进来的，李白从没搞明白过，但他在一年前出发时长了记性，包了旧床单，他的沙发得以幸免于难。

    李白在上面惬意地躺了几天，什么都不做，新的工作很快就开始了。跑剧组这种活儿，不可替代性几乎没有，虽说呈现在屏幕上的效果是重要的，但从没听说过离了哪个造型师戏就拍不下去，因此，对于李白这种打工的来说，除去技术之外，最主要靠的就是人际关系和口碑，上一部戏的东家能记得住你，还说你好，那才会有下一部戏来找你。

    是不是跟演员也差不多？

    好像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

    总之，不论如何，有工作找上门来对于李白来说就是幸运。他不想停。停下来会无聊，会胡思乱想，会待在这地下的角落里长出霉斑和蘑菇，酒喝到脸上也没感觉，连外面过到白天还是黑夜都不知道。

    停下来还会穷。穷，这个字，太可恨了，它是颠沛流离、身不由己……李白想想就难过。

    尽管他赚到了钱，全都存在一张卡里，也不穷了，他还是能感觉到恐惧。

    他没有花钱的欲望。

    人是不是只有在花钱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富有？

    可是李白不想租大房子，不想买新衣服，不想吃山珍海味。他已经好几年没下厨了。他抽十二块钱一包的烟，喝散装的酒，耳钉耳环戴腻了就随便再买几只，管它什么材质，稀奇古怪更好，大柳树旧货市场是他在北京休养时常逛的地方。

    有次灯灯找他玩，仔细诊断一番，说这些症状的根本原因是他这人太好养活，这点随随便便的东西就能搞定。

    灯灯还强烈推荐李白购买基金，股票，或者保险。说他既然现在活得清心寡欲，就早点给未来做做打算。尤其是保险，什么重病险财务险意外险养老险……不然要死的时候，都不会有人帮忙。那位老板倒是顺手就带灯灯参保了，而对于李白来说，这些项目随便几样凑起来交上几年，就能把银行卡掏空。

    况且，未来又有什么好去打算的呢？

    要是他要死了，杨剪还很健康，他不如把剩下的钱拿去给杨剪买。但那人又肯定不要。

    于是他对灯灯说：“没关系啊，死就死吧。”

    灯灯跟他急了，他又改口，说这叫“顺其自然”。

    李白喜欢看《读者》，有冷笑话，也常有文章教育人乐观。往积极方面想的话，他觉得自己其实也不是没有想要花钱的地方。

    很久以前，刚来北京的时候，他动过挣钱开一家美发店的念头，还拔下过睫毛许愿。可是太远了，启动资金就得至少几万，转眼十年过去，尽管几万块涨到十几万，二十几万，可他这些年的确也存了不少，总有一天能凑够的，他反倒不再去想。

    开店能给每天的日子带来任何变化吗？

    自己还是会抽一样的烟，喝一样的酒，住在一样的地下室里，心甘情愿。

    李白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。

    不过，现在倒是足够幸运，他又找到一件可做的事。手里多了一个手机号码，也多了一个地址，不管四处闲逛还是专门采购，他攒够几箱就会一块寄过去，渐渐地，好像也能因此而感觉到一点开心了。

    有好几次，他梦见那个cao场，有不少小孩站在上面，排出一条望不到头的队伍，全都背着手笑。杨剪就蹲在队头，白衬衫，黑裤子，漆黑的头发湿漉漉的，刚洗完澡的样子，身边摞着好多纸箱，专心望着那些红扑扑的脸蛋，也有笑容。

    从他那边吹来的风闻起来好像一棵雨后的树。洪流冲过来，天地忽然颠倒，树浮在身下，带着李白漂流。

    可是……对了，洗澡！杨剪在那边该怎么洗澡呢？两次了，就算手里是泥巴是粉笔灰，他也从没蓬头垢面。李白在数次梦境的重复之后认定这其中存在什么玄机，他得弄清楚，于是也终于找到了再次动身南下的理由。

    奈何工作排满日历，似乎是上次在《三万里风》片场上的表现给他招来了更多生意，又或是祝炎棠在谢氏传媒帮他说过好话，他的活儿排得比前几年还满。终于不再是鸟兽绝迹的荒凉地了，谢氏艺人的行程遍布大江南北，尤其那些没有专属化妆师的小艺人，李白被调过去帮忙，男人女人，拍片子还是上舞台，他全都能上手，也认识了不少朋友。

    人家觉得他审美好技术硬，不爱八卦就闷头捯饬，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劳动模范，挂在脸上不散的阴沉好像也能被那副五官抵消，反而增添神秘，甚至有艺人主动要他的联系方式，说以后去北京就找他吹头。

    没悬念地，李白累得连轴转，手机里的进账短信也是一条接着一条。

    十一月中旬，谢氏管理层的人正儿八经打电话问他，有没有意向做签约造型师，还能在港澳总部那边分套一室一厅的宿舍，李白想了想，拒绝了，趁着为期五天的空档，登上前往西南的飞机。

    没能搞清杨剪是怎么解决洗澡问题的。

    甚至没有看见杨剪一眼，找学生打听，几个普通话好的孩子热情地把李白围住，争先恐后地告诉他，杨老师出差了，去成都开会，要走一周多呢。

    李白看到他们脚上的运动鞋，耐脏的灰绿色，一百双，从小码到大码，全寄过来了，所以每个孩子都有。看起来穿得还挺舒服？也不知道你们杨老师有没有穿新的，我给他买的是aj3最新配色，最难买的43码，提前一天在三里屯排队，可帅了，他到底穿没穿？李白笑眯眯地这样想着，摸了摸几个小孩的头。

    这之后发生的都很模糊，李白稀里糊涂地去了上海，又开始他早被预约过的工作。之后时间就接着这么稀里糊涂地过，二零一一飞速地过完了，眼见着二零一二也要跟着完蛋。又是三月，李白恍然发觉，离第一次把杨剪找见竟已过去了一年，总共算下来，自己也就去偷窥狂似的找过五次，实在算不上多，可是时间就这么蹉跎了，他懦弱，他顾虑很多，他不确定杨剪有没有再想起自己，甚至连那人怎么洗澡都没搞明白。

    他把日子过得半点实感都没有。

    在一个格外清醒的夜晚，李白没有进行任何不良行为，一边窝在沙发上啃西红柿，一边下定决心，自己得来点改变。

    就从最不满意的地方变起吧。

    是脑子？既然已经在按医嘱吃药，那应该也没法儿变得更好了。那就是学历？自己这把年纪去考大学？根本没人在意给自己做头发的懂不懂线性代数和马克思主义，等他学习回来，那些甲方也都不记得他了。哦，对，李白忽然来了主意，还有牙齿！他从小没人管，换牙的时候瞎舔，营养也跟不上，一口牙长得参差不齐，尖的也比正常人多，害得他拍照片都会下意识抿起嘴笑，好一个文文静静，笑不露齿。

    大概没有人会喜欢那种乱牙吧。以前咬杨剪，杨剪总会把他搂起来掰开他的嘴唇，敲敲他的牙尖，说他是鲨鱼成了精。

    李白不愿意当鲨鱼，从一开始就不愿意。

    当时他在想，鲨鱼是做不了宠物的。

    现在他终于有机会改头换面了。

    听说矫正很贵，李白在找牙医前特意去了趟银行，他站在atm机面前愣了好一会儿，账面上的数字把他吓到了——真的已经超了十万，可以租个小店面买点设备请几个人自己干了？

    得赶快把这些钱花掉。

    拔掉两颗牙外加装上金属托槽，这么一套下来，李白花了两万多。矫治加力的酸痛、铁丝在口腔里磨出的溃疡，对于他来说也不算什么，头疼是因为嘴里其余那些零碎。唇环舌钉跟那副牙套碰在一起，经常会叮叮咣咣乱响，细微地混在他说出的话语中，还刺激得他在吸烟时控制不住地流口水。

    平时也是，说话稍微激动一点，他就会下意识抹嘴脚，生怕流出些什么让人看见。

    结果就是变得更为寡言，除去必要的交流，别说大笑了，李白连嘴巴都不想张开，在快餐店点单，他都选择用手去指。

    他开始进行这样的自我安慰：一年半后摘下牙套自己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

    好在此类催眠是有效的，没过多久李白就适应了一嘴钢牙的生活，反正平时吃的也不多，现在这样无非是再吃少一点。四处奔波工作的间隙他又开始考虑剩下几万块钱的去处。也不知怎的，以前账户里的余额对李白来说只是仿佛与自己五官的数字，而今，这数字太大了，却能引起他的不安。

    还是不要有钱了吧。

    还是不要去琢磨开店之类的异想天开了吧。

    还是去做一点“普普通通的好事”吧。

    原本的计划是给青岗中学那片土cao场铺一层塑胶，好让它别再那么尘土飞扬，可是咨询了半天，结果是他这点钱不一定够买健康安全的材料，靠得住并且愿意跑到那地方施工的商家也基本没有。李白退而求其次，定了四个乒乓球桌和一对篮球架，又加了一千多块钱运费，带它们翻山越岭前往学校。

    接到电话说是已经送达的时候，李白仍然没放下心来。忙完那一阵，五月初的时候，他就又往老地方去了，想图一个眼见为实。

    不曾想到，在从县城往青岗去的大巴上，他居然，遇上了杨剪。

    是不是该说冤家路窄？

    至少，如果杨剪看到了他，应该会这么想。

    李白早早地上了大巴，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上，本在盯着水泥地上的裂隙发呆，耳边忽然感觉不对——杨剪上车了，从前门，就站在一个彝家大姐身后，那人高高的荷叶帽还挡不住他的领口。

    和他交谈的是一个留半寸的青年，比他还高上一点，又黑又壮。

    李白头脑嗡嗡作响，立刻缩下身子，脑袋抵着椅背，两手紧抱在腹前。车内嘈杂，那两人好像也把话都说完了，他一时辨不清他们在哪儿，直到额前一动，是椅背的动静，有人靠上去了。

    撩起眼皮快速瞄上一眼，李白看到一个汗津津的寸头，那人一口标准普通话，在说：“杨老师，我第一次坐这种环山大巴！”

    杨剪则只露出半个后脑勺，挨着走廊，似乎在侧脸望着那人，声音也带笑：“这两天乡里皮卡车送进城里修去了，学校原本是想让我开它去把韩老师接过来的。”

    “嗨，不用，您大老远上车站接我就够麻烦了，”那人不甚熟练地客套着，“还有，叫我小韩就行，我这种刚毕业的愣头青。”

    杨剪又笑了两声，之后的路上，时不时跟这位小韩聊上几句。大部分是小韩在问，杨剪负责解答，却也很擅长把话题往舒服的方向引，让两人不至于找话找得太累，抑或没事可说太尴尬。而椅背后面这位听墙角的也把情况了解了个大概——这位小韩是新来的支教老师，以前也在北京念书，读的是材料工程，毕业后跟女朋友闹分手，一时冲动填了申请，结果阴差阳错地录了进来，正巧他耗到现在也没找到工作，就觉得是天意，准备过来锻炼一下。

    “感觉我这样也挺不成熟的，一拍脑袋就干了，”小韩挠着头说，“不过现在既然来了，我就得转变态度，负起责任！”

    李白无声嗤笑，这觉悟还挺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