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序

    自序

    历史·小说·历史小说——写在《李娃》前面

    历史与小说的要求相同，都在求真。但历史所着重的是事实，小说所着重的是情感。记不得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历史，除了人名地名以外，都是假的；小说，除了人名地名以外，都是真的。”对历史学者来说，这话未免过分，不过由这两句话中所显示的强烈的对比，的确可以看出历史与小说在本质上的差异与作为上的冲突——这是我所深切体验过的。

    投身于历史的领域中，如果不谈义理，只讲考据，几乎纯然属于一种科学的研究。考据只是发掘事实，阐明事实，重怀疑，更重证据。而小说需要编造“事实”，即所谓“故事的构想”，这是小说作者最起码的一项本领。这个故事在客观的现实中是不是可能发生，不值得太注意；要注意的是，作者是不是能使读者相信在过去、现在或未来中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。

    因此，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，在我们的思维上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：实际与空想、谨慎与放纵；只能求一，不可得兼。所谓“大胆的假设”，虽为想象的放纵，但此假设不是凭空的假设，仍需摸索到一点可能性，才有假设出现；同时在“大胆的假设”之后，紧接着的是“小心的求证”，复归于实际与谨慎。而小说不需要求证，小说作者基于生活体验而致全力于假设，一个个不同的假设出现在脑中，经过冲突、修正、发酵、融合而成为完整的故事，所谓“以意为之”，在小说作者是当然之事，而对历史学者来说，就成了一句骂人的话。

    对于历史的研究，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“羊毛”，但我一直对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，并曾以虔敬的心情，徒步去朝拜历史的殿堂；虽不幸半途而废，而如村夫愚妇，朝山进香，在一步一拜的艰难行程中，至少已让我深深体会到已窥奥妙的历史学者的成就，是如何的得来不易，以及朝拜途中，迷失于云山雾罩的人，却自以为见到了缥缈仙山，归来以后，大谈其三千朱阙、十二碧城，是如何的自欺欺人得可笑。

    我无法去追求历史兴趣的满足，是由于我无法舍弃小说的写作。在我着迷于曹雪芹身世考证的时期，对于小说的构想，变得异常低能。胡适之先生的“拿证据来”这句话，支配了我的下意识，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，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。小说写作是我的志业，既然与考据工作发生了冲突，那么我唯一所能做的事，便是从故纸堆中钻了出来。

    不过，放弃历史的研究，并不等于失却历史的兴趣。桓温、唐太宗、刘仁轨、范仲淹、戚继光、清世宗、胡林翼、喻培伦，等等，常会出现在我的脑中。因此，我一直想尝试着写一写历史小说。这是一种想兼得鱼与熊掌的奢望。

    这个念头起了已不止一年，我也曾找过许多题材，而终于废然罢手，唯一的症结，仍在历史与小说的性质的基本冲突上面。历史必须求真，是一条绝对的法则；而小说作者对人物的处理，具有完全的自由，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。真人真事，通过小说的技巧，剪裁增删，必非绝对的真。我敢断言，即使是自传体的小说，像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，与吴敬梓、曹雪芹的真人真事，也是有出入的。

    在历史与小说之间，我无法找到两全之道。且让我举个例做具体说明。

    我曾见过一段记载，说明太祖第八子——封在长沙的潭王，是陈友谅的儿子。洪武十三年，胡惟庸谋反，潭王牵连在内，夫妇俩焚宫自杀。这个简单的传说，通过小说的手法，可以发展为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，因为明太祖在潭王，一方面是深受养育之恩的皇父，一方面却是杀父辱母的仇人；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，终于造成伦常剧变，而且反映了明朝——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：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，迁怒而侵夺相权。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，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，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。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。

    然而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。

    以虚构的人物，纳入历史的背景中，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写作之间的两全之道。欧洲许多小说采用这样的方法，黎东方博士也向我说过这个主张。但是虚构历史上的人物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历史小说应合乎历史与小说的双重要求，小说中的人物，要求其生动、突出；历史小说中的人物，还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时代的特色，武则天是武则天，慈禧是慈禧，她们的不同，不仅仅是服饰的不同。如果在五光十色的历史背景之下，相去千百年的人物，表现了同样的人生哲学、同样的感情状态，乃至于同样的生活习惯，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    由于自知虚构历史人物的不容易，一直不敢轻易动笔。最近承本刊（《李娃》最早刊发于《联合报·副刊》——编者注）编者的好意，一再鼓励，我决定挑选唐人传奇、元明杂剧中的若干故事，改写成现代形式的长篇小说。第一篇是《李娃》。

    《李娃》本于唐朝白行简的《李娃传》，是唐人传奇中的精品。后人根据此故事而制作的剧本，有元朝石君实的《曲江池》及明朝薛近兖的《绣襦记》，李娃称为李亚仙，郑生称为郑元和。

    文学批评的书上说：《绣襦记》胜于《曲江池》。以我看，《绣襦记》所描写的也只是明朝的李亚仙和郑元和，不是开元、天宝——唐朝全盛时期的长安名妓李娃和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“五姓”之一的荥阳郑生。举个例说，《绣襦记》的曲文“弓鞋裙衬双凤头”“金莲小，香尘无迹”之类，误以为唐朝妇女已经缠足，岂非笑话？

    因此，我决定根据白行简的原作改写，完全不受《曲江池》及《绣襦记》的影响。不过，原作的结局，落于俗套，我不能不动一动“手术”。

    原作中有许多骤看不可解的地方，要经过考证方能明白。譬如有一段描写类似现在的殡仪馆的“凶肆”的文章：

    ……生（按：指郑生）怨懑，绝食三日，遘疾甚笃，旬余愈甚，邸主惧其不起，徙之于凶肆之中……后稍愈，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，令执穗帷，获其直以自给。累月，渐复壮，每听其哀歌，自叹不及逝者，辄呜咽流涕，不能自止，归则效之；生聪敏者也，无何，曲尽其妙，虽长安无有伦比。

    初，二肆之佣凶器者，互争胜负，其东肆，车举皆奇丽，殆不敌，唯哀挽劣焉。其东肆长，知生妙绝，乃醵钱二万，索顾焉。其党耆旧，共较其所能者，阴教生新声，而相赞和，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长相谓曰：“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，不胜者罚直五万，以备酒馔之用。可乎？”二肆许诺，乃邀立符契，署以保证，然后阅之。士女大和会，聚至数万。于是里胥告于贼曹，贼曹闻于京尹，四方之士，尽趋赴焉，巷无居人。

    由这段叙述中，可知唐朝的葬仪相当隆重，而且出殡时，对挽歌十分重视。但也有许多疑问：第一，出殡时到底有些什么花样，居然可以像现在办商展那样拿出来展览竞争，并且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？第二，天门街在什么地方，何以能容纳观众数万之多？

    现在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。据《唐两京城坊考》等书记载，及日本史学家足立喜六及平冈武夫的考证，唐朝的长安城，共有三个城，最北面是宫城；宫城东南西三面，围以皇城；皇城东南西三面围以外城，外城南至曲江为止，共分一百一十坊，东西两市，每坊大小约略相等，成九六比例的长方形。坊与坊之间的大街，南北十一条，东西十四条。南北正中一条干道，由皇城的朱雀门直通外城的明德门，称为朱雀街；街东属万年县治，街西属长安县治，整个长安城的最高地方长官，就是有名的所谓“京兆尹”。

    长安城的街道宽度，恐怕是古今中外所无。南北十一条，一律一百步宽；东西十四条则有一百步、六十六步、四十七步三种不同的宽度。唐朝的制度，一里三百六十步，一步五尺，尺有大小，大尺合现在零点三一五七米，小尺合零点三零三米。就算它是小尺好了，一百步五百尺，就是现在的一五一点五米。

    由皇城左后方大明宫正门的丹凤门向前延伸，贯穿光宅坊及永昌坊，却为丹凤门大街；自贞观末年起，历朝皇帝都居大明宫，所以又称为天门街。既然宽度达一五一点五米之多，容纳数万观众自无问题。

    关于唐朝的葬仪，据刘伯骥先生所著《唐朝政教史》引《新唐书》杜佑、李吉甫、白敏中、韦挺等传，以及《通典》《唐语林》等书，列叙如下：

    ……闾里庶民，每有重丧，不即发问，先造邑社，待办营具，乃始发哀……既葬，邻伍会集，相与酣醉，名曰“出教”。……王公百官，竞为厚葬，偶人像马，雕饰如生。……送葬有明器，又有墓田。开元时，三品以上，先是明器九十，减为七十，……庶人限十五枚。……送葬者每于当衢设祭，张施帏幕，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帐之属……其后祭盘帐幕，高至九十尺，……大历中，又有祭盘，刻木为古戏，灵车过时，缞绖者皆手擘布幕，辍哭观戏。又有归葬时，沿途设祭，每半里一祭，连续相次……

    唐朝的大出丧是如此的奢靡华丽，难怪“凶器”亦可陈列展览，招引游客。说路祭帐幕，高至九十尺，足见道路之宽。但这段文中，最可注意的是“缞绖者，皆……辍哭观戏”这句话，骤看好像荒唐滑稽，不近人情；但如深入地去了解唐朝中叶人民富庶的情形，就会有这样一个了解——过分优裕的生活，养成了人民异常开阔乐观的性格，以至于丧葬凶礼，亦可转化为一种娱乐。这是盛唐社会的一个特征。我改写这些小说，即希望能把握住各时代的这许多不同的社会特征，这样才能让我引领读者一起神游于唐朝的长安或明朝的虎丘之间。

    话是这样说，究能做到几分，实在也没有什么把握。请亲爱的读者包涵、指教！